原載於台灣教會公報 (Taiwan Church News) 2693 期

作者 TOMÁŠ HALÍK 譯者徐美琪

公民社會中的教會

公民社會要求教會扮演的角色

公民社會要求教會扮演何種角色？經過多年的思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教會需要在新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情境中重新定義它的社會角色，要能覺察人們新的需要及問題，發展不同的牧養策略，並訂下新的優先次序。不只為信眾提供服務，也要把觸角伸向只局部認同教會和基督教教義的眾多靈性探索者。教會必須打破狹隘的框架，尋找用心思考社會基本議題的同盟和夥伴，並成為公共事務辯論中一個冷靜有力的聲音。

共產政權解體後的新挑戰

激進的回教徒，極力要為前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及第四世界（難民、到異國討生活的工人及社會上弱勢的族群，也就是富裕西方世界中那貧窮、挫折和憤怒的孤島）提供共同的語言，並試著營造一個共同敵人的形象–西方，一個在他們看來是美國資本主義、基督教和世界猶太宗教文化的綜合體。同時，西方有很多人也傾向將回教徒妖魔化，並對非西方世界夾雜著恐懼和輕視的心態，令我深感驚訝的是，西方不只不了解其他世界，其對本身的了解更是不足。

西方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嗎？

長期用反面的方式將自己定義為反共的西方，有能力表白出一個正面的自我認同嗎﹖越來越清楚的是，歐洲的統合，不能只是在經濟及政治結構上作改變，如果歐洲要成為一體，而不只是一個官僚行政的組織，這些改變必須伴隨著歐洲的覺醒和自我的覺知，這是一個靈性和文化成長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不會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想的，會因對經濟及政治事件的反省而發生，也無法由意識型態和政治或教會的領導階層來計劃或主導。我必須承認，用諸如基督教或自由主義的簡單口號，來定義西方世界是充滿意識型態、基要主義甚濃且令人懷疑的。我觀察到，特別是今年，基督教以歐洲整合為題的研討會如雨後春筍地展開，教會表白了它們不會在此波歐洲的新局勢中缺席，當然這也引發了一個問題 – 基督信仰仍是新歐洲的共同語言嗎？如果是的話，是到怎樣的程度？歐洲現在有各色人種，且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教會日漸勢頹，我們常聽到許多歐洲國家的教會高層代表，哀嘆他們週遭的環境沒有宗教信仰也是非基督教的。

歐洲的基督教已不再是宗教了！

我認為我們對西方目前的狀況應有不同的了解，基督教已不是今日歐洲的宗教，而歐洲的基督教已不再是宗教了！為了避免誤解，我必須闡明我在此所謂的「宗教」，是指古羅馬時期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國家所認可的象徵及儀式的集合體，這概念和現代的市民宗教有很多相似處，基本上它是和社會神聖基礎一種儀式性的接觸，也就是凝聚社會認同感的象徵式表白。基督教原先是一條道路、一種生命的方向，去遵循耶穌的腳步。要經過幾個世紀後，基督教才成為古羅馬所定義的「宗教」，它不只在康士坦丁後的羅馬，特別在中古時期，扮演了政治的角色。在歷史跨入現代時，基督教已開始失去這個角色，就某方面而言，科學變成了西方的「宗教」，基督教被認為只是某種意識型態的人生哲學。

我認為宗教主要的力量在於它能成為某個文明的共同語言，然而基督教義已逐漸變成死的語言，像拉丁文一樣，只在禮儀慶典或專家的研討會中被使用。然而，二十世紀的現代科學變得如此複雜，它也不再能作為西方文明的共同語言。我覺得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宗教」的社會角色，主要是由媒體來扮演，它們越來越能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為，並作為象徵的中介，聯絡人群的網路。對許多人來說，媒體是真理的仲裁者，電視新聞能看到的就是真的和重要的。

六○年代後的「意識型態危機」時期，基督教也開始掙脫所謂僅是生命哲學的束縛，那是社會及批判行動日漸重要的時代（表現在解放神學及政治神學上），也是靈性復甦（特別是神秘主義），講求社會及科學倫理的時代。基督教可在這些領域加入公共辯論，以協助創造未來文明的共同語言。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期待基督教成為西方唯一的共同語言，或再度如中世紀時扮演著「宗教」的角色。教會今日所處的環境是開放多元的自由市場，是所有社會群體及運動對話和競爭的交會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公民社會。

政教分離是必然的嗎？

長久以來，當西方提到教會及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角色時，最自動迸出的反應便是「政教分離」這個空洞的詞語，幾乎沒人質疑過這個概念。毫無疑問的，這個原則有其歷史成因，我們都知道政教分離產生的原因及背景。就某個程度而言，它保障了政治及公民的自由，使其免受強勢教會的宰制，也使得教會及宗教享有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

然而，我堅信有很多理由，使我們不再以此原則來了解宗教及公共生活之關係。目前這兩者的關係已獲致了新的動力，且在完全不同的層面上運作，教會已不是宗教唯一得代表，同樣的國家也不再能獨占政治領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政黨及貿易聯盟的角色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超國界的社會運動及公民運動。同樣的，基督教會機構的角色及各教派的藩籬也日漸勢頹。今日宗教生活的動力，主要彰顯在具普世性及國際化特色的新宗教運動及團體。雖然媒體仍持續報導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的官方會晤，但如果我們深入觀察，就會發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興趣及活動是專注在其他地方的。

教會在公民社會中的新展望

我們目前正處在全球化、後現代及後世俗的時代，過往的限制和藩籬皆已打破。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的時代，「分離」已成為過去式。當然，國家、政黨、貿易聯盟及傳統教會組織和教派藩籬不可能在近期內消失。我們也不必否定其重要性或對抗它們，我們只需要明瞭它們不再如往昔般重要，且其影響力會日漸式微，特別是它們在社會化中的角色已被削弱。一個人自我認同為社會民主黨或自由民主黨、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是某國的公民或持有特定國家的護照，已不再那麼重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過去宗教及社會運動和團體在教會及國家的大傳統結構下運作，並被認為只是附屬的旁支。之後進入解放期，某些團體和運動起而反抗這個大結構，現在的環境又使它們可以和平共處，很多公民運動與政黨及國家合作，同時也在國際的領域中運作自如。我在天主教會裡也看到類似的趨勢。例如︰教宗積極從事跨宗教對談，並願意和不同的運動合作，以使教區的牧靈活動更有活力及普世性，我認為，當地及國際性的新宗教運動及社會運動的合作將會越來越頻繁。

我們不能忽視某些新的宗教及社會運動會淪為分離主義、彌賽亞主義或排他主義，因為史上殷鑑歷歷，或許這是為何要和傳統教會對話的原因，因為傳統教會可說是歷史經驗的百寶箱。

如果教會要在公民社會中運作，它一定要在時代精神及批判世俗之間找到一個快樂的平衡點，否則教會將會失去自我認同及先知的靈光，關心世俗是互相了解及對話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