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台灣教會公報 (Taiwan Church News) 2689 期

作者 TOMÁŠ HALÍK 譯者

宗教與全球化

全球化的矛盾：資訊氾濫及宗教多元

共產制度垮台後，我第一次造訪西方世界時，便感受到全球化的矛盾特質——資訊的容易取得。當我向一家書店詢問宗教社會學及心理學最新的書目時，書店老闆在電腦上為我找到了數百本相關書目。在共黨統治捷克斯洛伐克時期，這些書多半是禁書，只有一些書在經過重重的審核後才會到我手上，多年來這些書一直是我的支柱。然而，突然能取得如此多資訊的喜悅卻在瞬間變成了絕望及沮喪的感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或許未來極有展望的行業會是資訊營養師，幫我們決定哪些資訊是可以不用吸收的。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宗教領域裡，彼得伯格 (P. L. Berger) 率先指出，定義未來宗教最恰當的詞語是多元化而非世俗化，靈性的追尋者及宗教社會學家發現他們置身於多產的宗教市場中，但卻沒有人建議它們哪些是可以忽略的。

各式宗教百家爭鳴

傳統式及基本教義派的宗教，原本被認為已是現代主義的手下敗將，且越來越被邊緣化，最近卻榮景再現。很多群體在全球文化合一的壓力下所感受到的焦慮，正成為宗教（特別是傳統式及基本教義派宗教）的新力道所在表達並支持群體認同的覺知。就這方面而言，某些學者提到將宗教去私有化及重新政治化，也就是讓宗教從私有領域回到公眾及政治的領域中。新式的宗教民族主義正在崛起，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宗教變成政治及國家利益的工具，因為在衝突中，宗教會激發人對自己族群的奉獻情操及對其他非我族群的敵意。

同時，各種宗教運動的領導人也齊聚展開善意的會談，這在半世紀前是很難想像的。學者在不同宗教間尋找共同的倫理法則，天主教和佛教的出家人一起打坐，似乎全球化正提供深度宗教對談最佳的環境，在此過程中，容忍已不是最後的目標，特別是年輕人，他們渴望分享彼此的靈性經驗，但也不放棄自己的宗教團體，有越來越多的宗教大師，視多元化為互相滋養而非潛在的威脅，這樣的趨勢，最可能在受高等教育及有自信的年輕人身上看到。

雖然科技已克服了距離，然密度最高的人群中卻藏有最深的孤寂，在缺乏親密感的世界裡，最容易突顯宗教的心理功能並產生新興宗教及傳統教會裡的教派。西方婚姻及家庭的危機也使得靈性家庭形式的宗教團體得以產生，信徒之間有很強的情感連結，或對靈性父親及導師的權威有強烈的依附關係。還有另一種新興宗教，意不在創建有固定會員的團體，而是提供個案治療式的服務或藉由媒體影響大眾，特別是透過電視和網路，例如，有一個被梵帝岡革職的主教在網路上建了一個活絡的虛擬教區。

全球化及宗教多元化對教會的挑戰

彼得伯格指出，宗教的多元化將導致懷疑及相對主義，然而宗教的經濟理論卻堅稱，多元及競爭會迫使教會重新動起來，並區別其所能提供的商品，這樣一來會活化宗教，因為國家的保護及太官方的地位會使教會行事如機制懶散的公司，而逐漸失去影響力。

大體而言，前共黨主義國家的基督教會，渾然不覺已身處在一個必須因應全球趨勢而調整其經濟、政治及文化政策的多元民主社會中。順便一提的是，我堅信是全球化過程摧毀共產政體的，以僵化的中央主導式經濟及創意審查為基礎的政體，無法因應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蘇聯帝國瓦解後，中歐及東歐的國家重獲獨立，國家認同及驕傲感也因而與日俱增。然全球化的運作規則，也使這些國家有義務，要尊重超國家體制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決議。想要活化自己特有文化及靈性生活的努力，面臨了來自媒體的激烈競爭，為了商業利益的考量，媒體大部分會選擇美國娛樂工業最廉價又無意義的產品，教會瞬間失去了以往作為殉道者的尊榮，而變成媒體最愛撻伐的目標，難怪很多信徒在目前的後共黨社會中都得了心理學上所說的恐曠症，也就是——懼怕自由市場。

中東歐的教會從過去以來一直扮演著傳統社會中的要角，這半世紀以來，也學著如何對付極權政體及國家體制支持的無神論，當然宗教在不同國家被迫害的狀況不盡相同，教會為了存活下去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只一種，很多教會人士潛意識裡皆盼望，共黨體制的崩解會使宗教回歸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所熟知的狀況，然而迎面而來的卻是一個複雜的後現代世界。在傳統社會裡，教會和主流的文化實際上是合而為一的，之後主張無神論的極權政體，對教會而言代表了另一種局勢，也需要不同的因應措施，多元的民主社會及後現代的文化態勢代表了第三種類型，教會需要重新定義其社會角色，並找出新的應變措施。

然而共黨主義崩解後，中東歐的教會卻瀰漫著回歸到前現代的期盼和策略取向，當這樣的策略受挫時，某些教會便用以往對付共黨政體的戰術來面對周遭自由的環境，這樣一來，很多在共產時期同情教會，並希望教會能在共黨體制崩解後的民主化中盡一份心力的群體，便逐漸與教會疏離。

基督宗教面臨基模轉化

目前在一些後共產國家的社會裡，很多方面都反映了西歐世俗化社會中，宗教機構的處境，唯一的差別在於，後共產國家中，世俗的自由主義及教會的代表缺乏共存的經驗，而且尚未學會如何有效溝通。梵二肯定世俗的人文主義及啟蒙理想的貢獻，然而後共產國家的教會尚未完全遵行梵二的決議。尤有甚者梵二並未看出二十世紀末，人們對宗教及靈性高漲的興趣而預作準備，因此很多靈性的追求者，特別是年輕人，便從支持東方宗教傳統的團體及靈修大師中去尋求答案。

然梵二也開啟了宗教對話的大門，在天主教會裡，普世教會的呼聲不絕於耳，不只提倡基督教會間的和解，也希望大範圍地建立所有世界宗教的普世主義，並使現代的天主教形式能轉化成真誠的天主教特質，對其他靈性傳統所發展出的正面遺產採取開放的態度，其中一個運動便是漢斯昆﹙﹚和他的同僚所提倡的世界倫理計劃，這並不是要創造一個新全球宗教的嚐試，而是尋求共同的關切主題和立場，並分享經驗和尊重每一個宗教的特色。

這樣看起來，基督宗教似乎正站在史上另一個轉化的門檻上，過去幾世紀以來，它經歷了一連串的轉化，然基督宗教並不總是能夠或願意認可這種轉化的深度，因為傳統一直是其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延續傳統的強調或多或少遮蔽了基模轉化（ paradigm shift ）的劇烈特質。激狂的掃羅鎮壓希臘猶太教派及擁抱人們生活每一個面向的中古末期文明之間的差別，和中古時代基督教與現代基督教作為一種世界觀的差別是一樣大的。在現代的晚期，天主教主義及新教主義已變成和其他主義一樣的意識型態——提供一種次文化甚或是反文化（相對於現代世俗化的文明）的視野，這種對信仰的意識型態化、機構化及教會化的傾向，使得基督徒失去了作為酵母活化整個社會麵糰的能力。

全球化中基督徒的挑戰及使命

今日的基督徒發現自己身處基模轉化的局勢中，不只是他們身處的生活文明，也是如何活出並表達信仰的轉化。我認為基督徒今日所面臨的新任務，不會比昔日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立文明的工作來得容易，這個新任務是要促成因全球化而開始融合的兩個世界——西方世俗化文明與傳統宗教間的對話，其中又以伊斯蘭教最為迫切。我相信基督徒，或許還有某些自由派猶太教徒，在某些方面可以了解這兩個世界，因為他們和兩者均有些共同點。我認為，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可找到自身和西方文明的共通處，因為沒有最先聖經價值及靈性道德的推動，西方文明的存在是難以想像的。

另一方面，我們無法否認基督宗教和其他世界宗教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不管是信仰一神的亞伯拉罕傳統，或東方的靈性傳統（例如：否定神學與某些基督教神秘主義及佛教的相似點），猶太教也是。

傳統宗教與西方世俗世界的鴻溝正在擴大，全球化主義致力於避免任何宗教或宗教社群操控大家分享的世界，以使公共空間維持完全的世俗化，然卻使世俗主義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某種全球的公民宗教正在成形，這可能會被傳統宗教的支持者視為宗教的替代品或反宗教，除非全球社會的建構者——大型超國家的政治及經濟實體代表，與世界宗教的代表有意願溝通，很多衝突及誤解將會產生。如果基督徒（猶太教徒也是）能對兩邊開放，並試著去了解兩個世界，他們將能在今日的社會中促進理解，並將全球化轉化成溝通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