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台灣教會公報(Taiwan Church News) 2669,2670 期
作者 TOMÁŠ HALÍK 譯者:徐美琪
後容忍時代
時代的兩個面向
當千囍年秋，我們的電視台一而再、再而三地播出曼哈頓摩天大樓傾垮的驚悚畫面時，我的腦海回想起另一個建築物煙沒於塵灰中的畫面－－一九九八年秋柏林圍牆的倒塌。從那時起，我便一直苦思這個問題－－這兩件戲劇性的事件有何共通之處？它們難道不正展現出我們時代的兩個面向嗎？
在這兩樁事件的現場，目擊者和其他相關人士立即的情緒反應截然不同－－在柏林是雀躍，在紐約卻是恐怖及悲痛。前者被視為自由力量充滿希望的徵兆，如同不可擋的洪流，沖毀了障礙；而後者卻預警了自由社會的脆弱。前者似乎驗證了西方民主的理想會無往不利的信念，但後者卻顯示在當今的世界裡有很強的勢力，不只拒斥西方文明的價值，而且還誓死摧毀之。我們好似看到了全球化的兩個面向－－西方價值的擴充和文明的衝突。
共產主義的崩解與西方價值的幻滅
從一九八九年秋至二○○一年秋，我讀了一系列有關轉變的文明模式及後現代的書，但直到我突然意識到這兩件驚天動地事件之間的差異處時，我才確信我們的世代正經歷某種「大撞擊」，此衝擊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柏林圍牆的倒塌止息了現代的一個大迷思：共產主義在人間建立「天國」的幻想。我也無法拋卻另一個令人喪氣的想法－－對曼哈頓的攻擊也終結了另一個幻想，那就是西方一直確信其立基於啟蒙時代理性理想的快樂、成功的自由社會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西方自由主義自基督宗教承襲了一個信念，那就是其理想的普世性遲早會滿足世上每一個角落人們的深層需求。共產主義的潰敗使西方國家對此堅信不移，而九一一事件可能被詮釋成只是一小群狂熱主義者的作為，並不用大驚小怪。然而我不得不認為西方國家可給予這兩件事件不同的詮釋，或許這正是重新成為西方世界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學者的任務，我們可以為西方世界提供新的自我覺知。我認為西方世界並未充分了解到自身在共產主義崩解後正面臨一個新的局勢，而「轉化」的需要並不只限於前共黨鐵幕國家。
冷戰時期的一個特色是雙方皆傾向於醜化對方。當戈巴契夫進行改革並呼籲蘇聯政體揚棄其「敵人意像」時，這正是整個政體崩解的第一步：結果是此政體沒有敵人就無法存活，它缺乏可激勵其人民的正面願景，更不用說要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激勵來源。西方自由競爭的經濟及政治制度當然會吸引很多人，他們在社會主義極權政體下無法充分展現長才並施展抱負，然而，在共黨主義的廢墟上，在這些「轉型中的國家」所構建的怪異西方橋頭堡上創建政治和經濟之民主制度的最初十年卻也產生了不少爭議。民主可植入任何文化或道德情境中嗎？或者它需要一種如西方文化數百年來所特有的「生物環境」？是什麼建構了西方世界的自我認同？今日的西方世界仍受其靈性根源的滋養至何種程度？因冷戰鐵幕而和西方世界隔絕數十載的國家裡，「西方價值」被接受或可被接受至何種程度？
西方國家提供給世界何種道德願景？
數年前在開羅艾爾阿滋哈大學（）和伊斯蘭學者的談話迫使我詢問我自己，西方國家現在提供給世界何種道德願景？我後來明白由於我的國家和其鄰國又再度被視為西方世界的一部份，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更難回答。共產主義崩解的原因之一是，源於歐洲啟蒙運動並在十九世紀的意識型態和迷思中達到高峰的那套價值和理想，至今已衰竭。同樣的，中世紀的世界觀也不再符合現代人的經驗，十九世紀數百萬人未經批判就共享的態度已不再能完整詮釋歷經二十世紀危機人們的經驗。人類所掌握的巨大力量及新近將之誤用的可怕經驗迫使人們現在就要重新評估啟蒙理性主義樂觀又帶點天真的自信。繼續依靠科技的進步來確保人們快樂的未來或假設經濟狀況的改變會自動帶來人們意識和行為的改變，或「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會全面確保每個生活領域的水準，皆是不負責任的。似乎我們需要反過來看舊馬克思主義者的箴言：我們要改變世界由來已久，現在正是要負責地致力於了解這個世界及我們和它的關係的時候了。
然而，不只馬克思主義的藍圖是奠基於對人類及其社會不確實的看法，自由傳統也有很多思維，受限於現今已行至盡頭的文化態度。的確，一九六○年代的「二次啟蒙」，伴隨著一九六八年事件，震驚了當時的共黨世界和西歐國家，雖然方式不盡相同，當時雙方皆安然度過了。目前的變化比起以往是激烈多了，各種基本教義派以為藉回歸到現代前的思維就可回應「現代的結束」，我認為這無異是個危險的幻想。如果我們真的要了解目前文明精神上的改變以便做充分回應，那我們就必須重新對西方所奉行的基本教義思維及價值觀做批判性的思考。他們包含了我今天在此演說的主題：容忍的概念。
找尋世界共存法則
似乎接受容忍別人的差異並收攝當下的反對態度，以防止可能會引發的摧毀性衝突是未來必備的美德。差異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但史上人類的差異從未像今日暴升地如此急迫和切身。在我們的時代，「所有的牆都倒了」，疆界和距離很容易就被克服。我之所以要批判地質疑現代人的容忍概念，絕不是要對和平共處的價值和不同傳統及哲學間善意的溝通有任何的懷疑。相反的，我們必須要問，是否在啟蒙時代所提倡的容忍模式之外，我們還可以找到未來不同人類社群共存共享更堅實的基礎。這不再只是「泛羅馬」、「泛大英」、「泛蘇維埃」、「泛美」的模式，現在我們星球的每一部分都互相關聯，沒有任何世界強權有機會操控這個局勢，或不顧他國主導世界的命運，我們都是互相依存的，我們必須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存法則。
當前我們對型塑不同思想背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成因有更多的了解，也正學習透過別人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文學、電影、各種文化交流和對話在這方面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我們領會到，時常因別人無法擁有我們所知的而竊喜是不夠的，畢竟我們已經驗到也學到更能自我批判，也較不那麼確定我們擁有真理。我們也常落入另一個極端－－完全喪失自覺、自我認同及充分認知真理以做出道德抉擇的能力。
容忍概念的濫觴
西方容忍的概念有非常複雜的傳承，但或許其濫觴主要是下列知識份子的努力從（ Cusanus ）和伊拉斯莫斯（ Erasmus ）到（ Jean Bodin 及萊欣（），他們超越了現代的宗教爭議。一些歐洲學者有鑒於基督宗派在宗教戰爭中背棄了「愛你的仇敵」的教諭而深感挫敗，他們開始為基督教尋找「第三條路」，就好像基督教人文主義復興了（）較早的學說，他在肩負「永世福音」靈性精神的僧侶即將取代教會機構時，預言了「聖靈的世紀」。這「第三條路」的努力促成了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其中的一項成果便是法國大革命及其所宣示的人權、公民權。然而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事件或潮流全然沒有模擬兩可、似是而非或驚人的逆轉。正如現今史家所指出的，法國大革命之子，在他們「和狂熱主義的奮戰中」所使用的原則和手段正預示了二十世紀極權政體的暴行。在二十世紀，宗教寬容及尊重良知和人權的啟蒙原則不只體現在國際慣例中，也明文載於天主教會的官方文件中。有一位英國的自由派歷史學家曾宣稱，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大部分地區，竟是教宗及充滿血腥歷史的天主教會堅決維護人權及良知的自由，真是令人大感驚訝。當然，這現象背後存在著更深層的原因。
讓我們回到容忍這個概念。啟蒙時期對容忍這個概念最有名的詮釋可在萊欣的「智者南杉」（）一劇中找到，此劇是一齣關於三個戒指的寓言故事。在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達到和平及寬容的最好方式便是削減他們對自己所信奉的真理的確信度。在後現代時期，人們可能會碰到更進一步的說法：真理不只隱藏在人們傲慢自以為是的操弄下，「真理並不存在。」或更確切地說，真理只是約定俗成的信條。所以自由和容忍唯一可存在的空間便是完全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奢談真理的人便是個潛在的法西斯主義者。」
容忍原則產生的原因
容忍原則產生的原因是為了方便人們尋找真理，以捍衛他們不妥協地尋找真理的權利。在某些特定時刻，「真理」本身，或更確切來說，尋找並堅持真理的可能性都為了容忍的價值而犧牲了。為了回應這樣的立場，我們必須主張達到容忍原則的道路並不是要將真理相對化或異化，而是要去確認它的「絕對性」。如果我們視真理為基要的，同時也是偉大和深刻的，是個人能力所無法完全理解和窮盡的，那麼接著我們便可說，每個人自由地汲取此真理源頭的權利應該受到保障。為了對何為真何為善有更完善和深刻的了解，我必須和別人對話，以增廣並修正我的信念。但如果我否定了找到真善的可能性，那由什麼來決定何為真何為善呢？難道我要屈服於大多數人、傳統、潮流、一時的奇想、或一些永遠的勢力嗎？那我的批判思考，包括我批評某些人破壞人權、倫理法則，容忍原則的權利又將植基於哪裡呢
當我們實際上尊重並恪守其他價值時，容忍才有存在的可能。這些價值就是羅伯史畢曼 (Robert Speemann) 所列出的自制的文化、反省和無條件恪守真理並尊重人類尊嚴的文化、及在衝突中仍對上列價值確信不疑。
容忍是某套特定「美德」所不可或缺的，他形成了互相緊密關聯的假設及其結果的重要部分。容忍是建構某個文化的基底，沒有容忍，整個結構都會坍塌，也會失去意義及目的。
容忍概念的聖經基礎
讓我們審視那個文化中容忍的一些概念，首先，我要提及的是馬太福音中有關麥子和稗子的有名寓言（馬太： 24-30 ）。耶穌告誡他的門徒不邀太過魯莽，當他們努力要拔除雜草時，他們也冒了連跟拔除麥子的危險。他建議要有耐心，讓它們一起成長，上帝在祂的審判裡將會把麥子從稗子中分出來。耶穌所提倡的容忍是基於分別這個世界和上帝之國的「末世區辨」。企圖加速及篡奪上帝的審判無異是犯了要扮演上帝的罪。正如我們所知聖經開頭幾頁有關人第一次墮落的故事，經文認為想「和神一樣」是所有罪惡之源。「不要論斷人」並耐心地容忍這個世界的不確定，不要逾越個人的能力，想從麥子中分出稗子來，不要阻擋「不予我們同行者」的活動，這些都是信心的果實，幫助我們不要混淆我們自己和絕對者，讓我們保有在「最終之時」見到絕對者的渴盼，特別是長養愛，唯有愛能將絕對者帶入這個相對的世界。
歌林多前書裡那段有名的詩歌提到「愛是恆久忍耐」。容忍的能力是愛全能的表現，我要再度強調的是，聖經並不認為容忍是獨立存在的價值，「容忍某事」（或甚至每件事）是愛的特徵。
我們在新約裡找到的不只是容忍，而是「要愛我們的敵人並以德報怨」的訴求。愛敵人似乎是個荒謬的命令，因為愛一直被視為一種情緒，我們的敵人理所當然會在我們心理引起負面情緒，而現代人由人本心理學及心理分析所立下的一項誡命便是－－「不要壓抑你的情緒」。但在新約裡，愛不只是情緒，耶穌超越了一般「以眼還眼---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的正義原則，而代之以「上帝這樣待我，我也這樣待你」。即使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也不會訴諸會產生惡的報復手段，我會放棄報復的權利並棄絕報復的心念，否則我會更進一步啟動暴力的竄升。跨出惡的循環並把另一面臉頰轉向敵人就是在惡之前立下一面鏡子，經由這樣的對照，惡的面目便顯明了。我們可以從商業電視恐怖吸血鬼節目裡學到的一件事便是：惡憎恨鏡子，因為根據某個古老神學及哲學的傳統，惡並無自己的本質，它只是「善的缺乏」，其存在只是個幻影。
容忍的前提
讓我們暫且談一下「陰影」這個概念，深層心理學所提出的「陰影原型」給了我們獲致容忍美德的最佳指引，榮格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陰影，這是我們想要對自己和別人隱藏的人格面向，有時這個面向承載了罪惡感的重擔，有時它又更似「債務」，也就是某種未發展完成、被忽略、不成熟的東西。這些我們不願意或無法承認的人格面向，常常會被我們投射到別人身上，我們便可以在別人身上對這些陰影作徹底的譴責。榮格過去常建議他的個案，當某個人或一群人惹惱他們時，可以問自己這個人或這些人是否是自己的一面鏡子，他們是否正提醒個案某些自己不承認的「陰暗面」。「撤回自己的投射」、承認自己的失敗、並認出自己的陰影可加深自我認識，減緩對別人及自我衝突的張力。容忍的前提是要具有忍受異己的能力，這也意味著接受我們自己複雜及有問題的本性及我們自我中的不同面向。聖經有關麥子和稗子的寓言挑戰我們要對別人有耐性，但我們也要對自己有耐性，我們也是麥稗同生的田地，而常常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分辨。
容忍是分享與接納
讓我們再提出另一個問題，容忍是我們與他人共存最終的價值嗎？
二十世紀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 (Dietrich Bonhoeffer) 提出了「廉價恩典」和「珍貴恩典」的差別，如果一個基督徒視恩典高於善行只是為了替自己的懶散找藉口，那麼這無異是逃避和褻瀆，也就是「廉價恩典」。恩典之所以是恩典，一方面是因為它是恩賜及使命感，同時也是追隨耶穌的力量和呼召，去過挑戰的生活，去走陡峭和狹窄的道路。
同樣地我們也可談及「廉價」（表面的、不真誠的）容忍，這種容忍不是掩飾對他人的漠不關心，就是掩飾對真理的漠不關心。「真正」的容忍起始於接受他人，使自己的信念接受痛苦的挑戰。艾曼鈕列維那斯 (Emanuel Levinas) 研究在二十世紀悲劇中臻至成熟的受害者的宗教及道德經驗，他教導我們，奧古斯丁所說的「他」（ He ）比我們的心更靠近我們自己，「他」在上面經由陌生人的臉看我們。所有分隔的牆都倒了，我們沒有藉口，我們看到了或者看得到每件事和每個人。科技所帶給我們幾近全能的一面便是我們幾乎無所不在。
珍貴的、要付出代價的容忍絕對超越啟蒙傳統所賦予這個字的意義，啟蒙傳統和西方整個現代時期雷同的是，二者皆無力作多元思考。這樣看來目前的後現代時期的確是後容忍的。一方面，極端多元的情勢引發了焦慮和各種不同的基要派，另一方面，它們也提供了有甚於「廉價輕易」之容忍的東西，不只是隱忍、和平共存及「停戰」。它提供了分享和溝通的機會。我們必須一再地在面對異己時審視自我的認同，在此過程中，我們對他人及自我的了解會不斷擴大，因而我也可以促進與別人的共存。
二○○二年六月講於皮爾森捷克斯拉夫人文科學院世界大會上獲頒「安德列依來雅斯容忍獎」（"Andrew Elias SVU Human Tolerance Award"）時。